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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貨可議:唐代貨幣史鉤沉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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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52.00

  • 著者:131169 
  • 出版時間:2018年02月本印時間:2018年02月
  • 版次:1印次:1頁數:223頁
  • 開本:16冊數:1 卷數:1
  • ISBN:978-7-100-15561-8
  • 讀者對象:古錢幣收藏愛好者、經濟學研究者、高校歷史專業師生、歷史愛好者
  • 主題詞:貨幣史中國唐代
  • 人氣: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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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示唐代貨幣未解之謎  古錢幣收藏者必備

 

  1.本書是古錢幣收藏者的必備書。書中詳細介紹了唐代貨幣的鑄造與流通,對于分辨唐代貨幣真偽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2.本書可作為唐代貨幣研究者的首選用書。目前關于唐代貨幣研究的書尚未少見,本書作者在掌握大量資料的基礎上,解決了唐代貨幣研究中的一些基礎問題,為后來者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3.本書作者研究方法之獨到對于同類研究者具有借鑒意義。在占有大量一手資料的前提下如何靈活運用以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本書作者的做法讓人眼前一亮。

顯示全部序言

  心珉自幼熱衷于收藏古代錢幣,碩士學習階段又主攻明代貨幣史,在貨幣文物的鑒定和研究方面積累了二十余年的經驗和心得。2012 年考取為我的博士生后,心珉表達了深入研究中國中古貨幣史的意愿,渴望在探索中國貨幣發展脈絡的道路上有所建樹,希望我能給予幫助和指導。在多次商議之后,確定了心珉的博士論文以唐代貨幣史為主要研究對象。
  中國古代知識界對貨幣文物一直給予著持續的關注,自南梁顧烜首著《錢譜》,歷朝歷代均有相應的著作問世。特別是清季考據學興起之后,文人學者對于古代貨幣的研究更加癡迷,涌現出以翁樹培、劉燕庭、鮑子年、李佐賢為代表的一批卓有見識的泉壇名宿,但客觀來看,當時對于貨幣文物的研究,還停留于單純的收藏考證階段,人們往往執著于對奇品、稀品的搜求,而忽視了其對于了解社會經濟面貌之幫助。事實上,作為社會經濟運轉的物質載體,古代貨幣對于我們全面、細致地研究貨幣所行時代的經濟史及相關問題,極為重要,幫助巨大。對相關貨幣的整理和研究,不僅可以彌補史料記載之不足,而且相對于文獻史料來說,貨幣更具直觀性、可靠性,無疑是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是故民國建立后,伴隨著現代史學理論體系的發展,貨幣文物開始打破古董雅玩身份的束縛,逐步體現其真實的研究價值。一方面,以丁福保、鄭家相等為代表的泉學家積極開拓視野,結社立刊。當時創辦的《泉幣》、《古泉學》等刊物,已讓人明確感覺到泉壇的研究境界正在由潛興獵奇向借物論理的層面提升;而另一方面,史學界也越來越多地認識到貨幣文物的研究價值,在由社會經濟史學泰斗陶希圣主編的《食貨》半月刊中,利用貨幣材料,甚至直接討論貨幣發展相關問題的文章,為數不少。然而隨著抗戰爆發,泉學社團終止活動,《食貨》雜志亦告停刊,學界對于貨幣文物和貨幣史的關注重新歸于沉寂。
  新中國建立以后,貨幣史研究領域成果層出不窮,其中尤以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一書影響最為深遠。彭氏既精于貨幣文物的研究,又有深厚的史學功底,加之以治學嚴謹,視野開闊,用力勤苦,故其所作《中國貨幣史》學術質量之高,誠為中國貨幣史研究領域之翹楚。所憾者唯因篇幅所限,對各朝代之貨幣流通具體情況,不及作更深入細致之解釋,為后世學者繼續探索提供了空間。多年來,在《中國經濟史》一類的經濟通史著作中,雖然也對各斷代的貨幣問題有所論述,但限于體例,亦難以全面展開深入探討。2003 年,汪圣鐸《兩宋貨幣史》出版,該書對有宋一代貨幣之鑄造、發行、流通等諸問題,皆作了細致入微的解答,開貨幣斷代史研究之先河,而在唐代貨幣史方面,學界至今還沒有體系化的成果。有鑒于此,我建議心珉發揮自身優勢,將貨幣史研究的時空坐標,劃定于有唐一代,在兼顧實物考證的同時充分挖掘貨幣所蘊藏的史料價值,以期在該領域的研究中取得較大的突破。
  目標明確后,心珉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文獻閱讀、史料搜集、相關貨幣理論學習及有唐一代貨幣實物的全面搜集、考證中去。數年之中,除上課之外,心珉廢寢忘食,孜孜矻矻,經常為一款貨幣之流行時間、地域范圍,影響大小,反復推敲,數年之后,終于推出了這部唐代貨幣史研究的專著。這一成果,不僅有從實物出發的考證推敲,也包含立足于經濟史角度的探索和分析,且所論多有新意,博士論文答辯時,頗得諸評審專家之好評,后被評為優秀畢業論文,為其博士學習生涯畫上了圓滿句號,亦可謂不負我望了。近日得其來電稱此作將由著名的商務印書館出版面世,作為一個青年學者,能夠得此機遇,亦足以作為其執著向學的回報了。欣喜之余,草成此文代為作序。專著雖已出版,研究卻無窮期!希望其不忘初心,繼續努力,再攀高峰。
李天石
丁酉年春于隨園

顯示全部后記

  我自幼癡迷于泉道,搜求不絕,繼而對歷史亦漸感興趣,于是在立志于從事學術研究之后自然而然地也將關注點放在貨幣史一隅。藏界一些朋友以貨幣文物俯拾皆是,且土銹斑駁,遠不如書畫瓷玉之屬光鮮亮麗,多有心中暗笑我“玩得太小”者。史學界一些同行則認為貨幣文物與歷史發展之規律方向無甚直接關聯,亦竊言我“眼光太窄”,即所謂“學術視野不夠開闊”者,然我與貨幣文物之興趣純系天然,且自謂尚能領悟其學術價值之一二,故雖不得廣泛之關注,于摩挲青蚨之際撰成三兩篇小文自娛,亦可謂自得其樂了。
  我于隨園求學之際,向恩師李天石教授表達了希望繼續開展貨幣史研究的愿望,李老師對我的志趣頗為贊許,并希望我能夠在目前尚未有體系化專著的唐代貨幣史領域開展研究,我亦有志成就這一期許,然學術研究,本以“站立于巨人肩上”為基本方法之一,而欲于鮮受關注之領域挖掘具有創新意義之成果何其困難,故在研究開展過程中,我一心一身皆撲于書山泉海之中,誠可謂行食坐臥,滿眼皆“錢”,終于積得此作。
  盡管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一再重視體系化的意義,然因個人能力有限,一些原本寄希望解決的問題仍然難有突破。如唐錢自開元通寶以降,背有多種星月紋標記,而針對其作用功能及文化背景學者們亦頗有爭論,有謂之為錢監、錢爐記號的,有謂之為記時方式的,而彭信威于《中國貨幣史》中則稱此類星月紋或與西人新月崇拜有關,但無論何種說法均缺乏翔實可靠之證據。
  我曾一度把探究這一問題作為研究重點內容之一,但窮盡史籍亦難以發現與之直接相關的證據,所得者唯一堆難以延伸的頭緒而已,草率間斷不敢成論,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又“飛錢”通行于中唐,學界多以異地匯兌視之。然以憑信取錢物,唐時柜坊中亦頗常見,而以信物易主取貨的例子也頗多,可知對執信者之身份,收受寄存錢物方沒有特別的要求。從這一角度看,存款方在經營“飛錢”處獲得之憑證,在理論上完全可直接用于市場交易之中,無論易主幾番執憑者均可以此直接換取錢絹。換言之如“飛錢”憑信不易主交易,則其不過是匯兌的憑證,而如憑信能于市場交易中直接使用,那么它毫無疑問已具備了紙幣的部分職能,則貨幣史或亦將改寫。然我竭盡所能,亦沒有發現文獻中存在以“飛錢”憑信用于直接交易的證據,故所論也僅僅成立于理想狀態,在此權留點滴思路,若后世有相關新材料發現,則可補論據之缺。

顯示全部作者簡介

  楊心珉,1985年7月出生于浙江杭州,2015年6月畢業于南京師范大學,獲中國史博士學位,主攻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與金石學,來在《江蘇社會科學》《浙江社會科學》《藝術百家》等國內知名期刊發表論文多篇,歷任浙江省收藏協會理事、江蘇藝術強省研究基地專家組成員、江蘇省書畫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現執教于湖州師范學院社會發展與管理學院。

顯示全部內容簡介

  本書以唐代貨幣史的一些基礎性問題為主要研究對象,在立足于文獻的基礎上借鑒金石學、考古學、文物學等學科之研究法,對有唐一代流通的各類錢幣之鑄造年代、流通時間和具體性質進行詳細地考證,對唐代錢幣鑄造的基本方法、工藝細節、管理制度進行細致地推敲,對唐代貨幣政策的變遷和影響進行體系化地梳理,對唐代貴金屬的流通問題進行冷靜地再分析,所論多有新意。在目前唐代貨幣研究的書尚屬少見的情況下,本書的出版對今后唐代貨幣更為深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借鑒。

顯示全部目 錄

緒 論..........................................................................1
第一章 對唐代各品種錢幣的新探索.................................................23
第一節 開元通寶錢的相關考證與研究.......................................23
第二節 乾元重寶錢的相關考證與研究..............................................39
第三節 大歷元寶、建中通寶非安西都護府鑄造說:兼談單字錢的性質問題56
第四節 咸通玄寶為馬楚政權鑄造說.................................................68
第五節 現定劉氏諸錢為史氏政權鑄造說..........................................78
第二章 唐代錢幣的鑄造與生產......................................................92
第一節 唐錢的基本鑄造方法研究................................................92
第二節 唐錢的金屬成分問題探討..................................................107
第三節 唐代鑄幣機構辨析.........................................................125
第四節 鑄幣審核制度的萌芽:唐宋兩代進呈樣制度之對比..................136
第三章 唐代錢幣的流通與管理.............................................139
第一節 私鑄問題的延續與初唐政府的緝私政策......................................139
第二節 開元、天寶之際的貨幣制度改革........................................151
第三節 肅宗、代宗時期的幣值變動與中晚唐的錢荒問題......................165
第四章 唐代金銀的貨幣化問題....................................................188
第一節 初唐時金銀貨幣地位的喪失...............................................188
第二節 中唐時金銀貨幣功能不能恢復的原因...................................191
第三節 晚唐時期金銀貨幣功能的逐漸復蘇..........................................196
第四節 晚唐時金銀貨幣功能復蘇的原因分析.......................................200
第五節 晚唐時期金銀流通的局限性................................................204
第六節 對嶺南地區貨用金銀問題的再考察..........................................205
參考文獻............................................................................210
后 記.........................................................................222

顯示全部精彩試讀

第一章  對唐代各品種錢幣的新探索

第一節 開元通寶錢的相關考證與研究

  在唐王朝發行的各種貨幣中,開元通寶無疑是鑄造量最大且最為人所熟知的一種,然而一直以來,由于史料記載的相對簡略,學界對于這種在中國貨幣發展史上占有極其重要地位的貨幣尚缺乏系統而詳盡的認識。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文物考古事業的不斷發展,大量極有價值的一手資料開始涌現,使得原有史料的性質和價值獲得了新的詮釋。

  一、開元通寶的發行和武德開元版式的確定

  作為唐王朝的主要通貨,開元通寶發行于唐代建國之初,《舊唐書·食貨志》載其事如下:

  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銖錢。武德四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 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隸體。

  另外,《新唐書·食貨志》對此事的記載如下:

  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

  除此之外,《通典》亦對此事亦有如下記載:

  大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

  另同書又有自注文如下:

  歐陽詢為文書,含八分及隸體。

  通過對比三部史料的記載可以發現,《舊唐書》與《通典》皆稱開元錢文含隸、八分二體,惟《新唐書》認為應含八分、篆、隸三體。根據現存開元通寶錢面文看,其“開”字“門字框”不從一般篆、隸、分書作“門”,其左右兩部分皆與《說文解字》中“戶”字篆體寫法極類似,應是依托于小篆結構的創制,而“通”字中“甬”的部分則完全采用了篆書的結體,可見在這一問題上《新唐書·食貨志》的記載更為客觀。但與字體的描述相比,另一個問題恐怕更為重要,那就是有關錢文的書寫者的記載。《舊唐書》與《通典》均明確提到,開元錢錢文的書寫者為初唐著名書法家歐陽詢,但從現存實物看,存世的唐代開元錢面文寫法各不相同,從細節著手至少可以發現數十種變化,故這些面文不可能都為歐陽詢一人所書,這不禁讓人對史料的真實度產生了懷疑。另一方面,唐人張懷瓘在《書斷》中稱歐陽詢“八體盡能”,而其中“篆體尤精”,可見篆書可能是歐陽詢最為擅長的書體。朱關田曾在《歐陽詢書跡考略》一文中對傳世歐陽詢書跡進行過統計,但在91 件可靠作品卻沒有一件以篆體書寫,故開元錢文恐怕是一窺其篆書造詣的唯一窗口。這樣看來,對開元錢文作者的考證就同時具有了來自史學和書學兩大領域的要求,其意義不言而喻,而要完成這一目標,還要借助于考古資料的幫助。

  在唐代,開元通寶的基本錢式一直是得到保護的,唐高宗曾在詔書中將其規定“為萬代之法” c,故后世歷代李唐君主可能均鑄造過不同數量的開元錢。盡管錢文的結字可以大致模仿,但要想達到風格和細節的統一自然是不可能的,這正是開元通寶版別復雜的原因所在。從這一角度看,如歐陽詢確為開元錢文的書寫者,那么只有武德年間最初鑄造的開元通寶是其真正的書跡。

  在筆者之前,錢幣學界已有學者對開元錢版別與時代的關系作了相應的探索,但由于專業領域的局限,這些成果多從錢幣學的角度,將形制特點、工藝精度等因素作為劃分其時代的證據,其所使用的標本多數也并非經正規考古發掘所得,因此其判斷顯然是缺乏嚴謹性的。杜維善在其所著《開元通寶系年匯考》一書中稱:“雖然已經有很多的專題論文和書籍涉及開元通寶的分類,但有些是推斷,并沒有引用考古學出土方面的資料故要了解史料的真實性。” 因而不具備判斷時代的能力,這樣的批評應是比較公正的。

  在其專著中,杜氏將開元錢的版式整理后以唐玄宗開元元年與唐武宗會昌五年兩個時期為界,劃分為早、中、晚三期,其中早期又以唐高宗麟德元年為界分為早、晚兩個時段,并強調其“型式分類主要是根據已發表的考古資料”,但需要強調的是,這種看似詳盡的時代劃分同樣存在著嚴謹性上的問題。首先,杜氏在該書中并未明確指出其選擇時代界限的具體理由,是故其所作的劃分同樣有流于推測的嫌疑,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考古資料亦有其局限之所在。一方面,錢幣文物并非是考古發掘詳細考察的重點,因此可以利用的圖像資料本就不足,因此有限的信息不可能支撐其準確的斷代工作;而另一方面,即便是時代最為準確的紀年墓,也只能確保出土文物年代的下限,而不能對其上限作出判斷。對于這一問題,杜氏本人似乎也有認識,他在書中指出:“晚期墓葬或窖藏雖有大量開元通寶出土,但大多數是早、中、晚期的混合錢,實際上對分型沒有太大的幫助。”a 而事實上,他本人對于中期開元錢,以及早期早、晚二段開元錢的劃分同樣不可避免地存在各期錢混合的問題。由此筆者認為,要對開元錢版別作明確清晰的時代劃分,在理論上恐怕是不可能的。

  盡管詳盡的時代劃分難以建立,但這并不表示考古資料對開元錢版別的時代考察完全沒有幫助。雖然各期錢混合出土的問題對判斷時代干擾很大,但這種干擾卻并不能完全阻礙武德開元錢版式的判定工作。作為開元錢最初發行時的版式,這種開元錢必然經歷過一定時間的單獨流通狀態,是故如果在有明確記年的初唐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開元錢能夠表現出特征上的一致性的話,那么武德開元錢版式就可以得到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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