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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寶諒  游國恩先生《先秦文學 中國文學史講義》

2016-08-30作者:游寶諒 瀏覽人數:534

  2015年商務印書館將游國恩先生早期的兩本文學史著作《先秦文學》和《中國文學史講義》合為一冊重新付印,收入“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先秦文學》是1934年應商務印書館之約撰寫的專書,曾收入“萬有文庫”和“百科小叢書”;《中國文學史講義》是游先生1929—1931任教于武漢大學和1931—1932年任教青島大學(后改名山東大學)時撰寫的講義,內容是先秦兩漢至南朝宋的文學史,2005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曾收入“名師講義”出版。

 

  游國恩先生在大學任教凡五十年,開設的課程有二十多種,中國文學史則是其中始終開設的一門課。可惜的是他撰寫的大多數講稿已經丟失,在西南聯大講授“中國文學史概要”只留下了講授的標題,有關文學史的專論文章,過去發表過的大體都已收入《游國恩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9)中了。較為完整的文學史著作,只留有《先秦文學》和《中國文學史講義》。此次商務印書館將著作合為一冊,更便于讀者閱讀和了解游先生早期對中國文學史學科建設的貢獻。

 

  中國文學史在20世紀初是一門新興的學科。中國古代對文學的概念向極模糊,更沒有專門的文學史。它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隨著科舉廢除、西學東漸,借鑒西方的分科觀念、文學概念以及西方現代的科學研究方法逐步建立起來的。中國文學史草創于20世紀初,大量的研究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對于游先生這一代20世紀20年代登上學術舞臺的學者,文學史在當時仍然是前人未開發的園地。游先生寫于任教早期的《中國文學史講義》顯示出他治學的開創性和個性化特點,同時也反映出其受“五四”新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的影響。

 

  《中國文學史講義》首先探討文學的疆界和起源。游先生對文學史范圍的界定在不同的時期有些不同,對文學起源的看法則比后來通行的看法更為通達。《講義》以“傳信”為原則。由于中國文學歷史很長,很多材料真假難辨,沒有定論,為了保證內容的真實可靠,游先生對重要的作家作品時代真偽均一一考證,梳理舊說,提出自己的主張。這是老一代學人的優良學風和開拓精神,對文學史的創建功不可沒。具體來說,如關于《詩經》,對其時代,“二南”“風雅頌”名稱的釋義,及地域、內容等均有精辟的論述;論證了自《史記》以來因襲的“孔子刪詩”的錯誤;對《詩經》的藝術性作了詳盡的分析:這些都是游先生對《詩經》研究的貢獻。再如,《悲憤詩》是否為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的真偽,及《孔雀東南飛》的時代和作者,游先生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后多被學術界接受,成為定論。也有些問題,游先生的看法隨著時間有些變化,如五言詩起源的時代,蘇李詩、《柏梁臺詩》的真偽等,對這些問題,游先生在以后的著作和筆記中都有所論述。

 

  《講義》以科學的研究方法闡述文學史,認為“文學為時代之寫真,詩歌即政治之反響”。對每一時代的文學,無不聯系當時的歷史背景、政治經濟狀況、時代特征、社會思潮來說明外部環境對作家和文學發展的影響,認為:文學為時代之寫真,詩歌即政治之反響。如談到魏晉文學,不僅分析了社會風氣敗壞和玄風興盛導致文藝思潮的變革和對文學的巨大影響,也分析了晉代重韻律詞藻的文藝思想影響南朝的詩賦風格并進而導致隋唐文體和詩體的變化,這些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講義》具體闡述了各種文學體裁由盛而衰的軌跡和原由,內容充實豐富,列舉作家眾多、繁簡得當,在介紹作品時,除內容背景外,對藝術性和藝術手法的傳承關系也分析得十分精細入微,如對辭賦的發展演變承前啟后的脈絡,有極為精辟詳盡的論述。《講義》還對民間文學給予高度評價,如認為國風“在《詩經》中之位置為最高”;漢樂府《相和歌詞》等中的“古辭”及《鼓吹曲》之《鐃歌》“究其文藝優美,且能充分表現人生之真意者,殆非其時陳陳相因之貴族文學所能望其項背”;認為兩漢樂府“影響于文學者甚巨”,其“衣被詞林之功不為小”,并導致五言詩的崛起;認為晉世樂府之《子夜歌》為“絕妙之歌詩”等。無論從研究方法、內容還是編寫次序來看,《講義》都是成熟的文學史著作。

 

  《先秦文學》是很短時間寫就的(見作者《敘》),但由于游先生對先秦文學用功很深,對古文獻極其諳熟,所以至今仍有不可磨滅的價值。

 

  首先,游先生明確提出了文學史研究的任務,指出:“我國歷史至長也,作家與篇章至夥也,其間文學與學術政治社會種種關系尤至復雜,卒不可理。是故治文學史者,貴得其要,其要維何?如說明文學之變遷及其盛衰之狀況也;推求文學變遷與盛衰之因果也;考證篇章之真偽及其時代之先后也;評斷文學之價值也。凡此四端,皆文學史家之所有事也。”不僅是游先生治文學史的準則,也為后來的研究者指明了方向。至于研究的范圍,本書沒有采取“五四”以來受西方影響,將文學理解為只包括詩、文、詞曲、小說的觀點,而是從中國古典文學的實際情況出發,指出“先秦之文學,即在專門著述之中,固未可以決然舍去也”。認為先秦諸子中之莊周、孟、荀、韓非,歷史散文中的《左傳》、《國語》、《國策》實兼文辭之美;《尚書》為記言文之所出;《山海經》、《穆天子傳》等為后世小說之祖,故均應列入文疆。這一觀點與先生后來的看法是一致的,也得到了學界的公認。

 

  其次,游先生根據大量古籍記載加以考核,勾勒出遠古時代中國的社會歷史狀況、文明演進情況及文學的萌芽和發展情況等。如考證“黃帝造樂律、有樂舞,其說甚古”,黃帝戰勝蚩尤所作的《掆鼓曲》為我國最古的鐃歌和武歌。提出“黃帝時已有雛形之文字,則其時文學之萌芽實不足異”,并征引古籍中黃帝時有韻遺文為證。本書又說:“古史相傳,確然可據,知文字制作之后,文明遞進,可斷言也。自是以來,史籍漸有可稽……唐虞之世,實已進至文化較高之時期。……堯舜時,禮樂政教之事漸備,文學聲樂之事已甚進步矣。”可信者,有我國最古的民謠《立我烝民》和《擊壤歌》;又有《堯典》、《堯戒》及舜帝做作的詩歌多首。其所歌“敕天之命,惟時惟幾”等數節,為古籍所載唐虞詩歌之最古者,“其辭亦稍有風韻,每句韻腳之下綴以助詞。已開風騷格調之先聲”。此外還有《卿云歌》等。夏代史跡雖不能詳,但見于古籍的遺文也不少,其中如夏啟的《甘誓》和禹伐有苗的誓師之詞為誓文之最古者;夏啟時的卜文為最古的繇詞等。商之先王契敷五教,“五教既敷,則百姓親睦;推而廣之,內平外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由此可知,我國文化演進日益增高,已漸異于夷狄禽獸者。”商湯之遺文傳世者不少,如《湯誓》、《湯誥》、《禱旱辭》、《盤庚》三篇及《盤銘》(“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為三言韻語之始見者)等。周初“設官分職,制禮作樂,天下大治,文物彬彬大備,文化之進步突過前代,孔子所以稱其郁郁乎文也”。有關文學方面,除易、書、詩、禮、樂外,還有箴銘、繇兆、祭祝及雜歌詩,其中有不少為周初所制作或表現周初的文治。本書以連續的專章講述了《詩經》、周之歷史文學與晚周諸子、楚辭,充分肯定周代歷史文學和諸子文學的價值,在當時屬于比較先進的觀點。在《楚辭之起源》一章,指出:楚辭之名始見于《史記•張湯傳》,再見于《漢書•朱買臣傳》,三見于《王褒傳》,對《楚辭概論》中的說法有所補充。本書還專門設立了《先秦之小說》一章,并有獨到的見解。游先生根據古籍對先秦所謂小說的詮釋和定義,將先秦小說分為四類:歌謠諺語、神話傳說、寓言設語、隱語廋詞,從古書中爬梳出大量的例證。在這一章里還專門介紹了《山海經》和《穆天子傳》,這些都體現出游先生廣博的學術視野和深厚的學術底蘊,他以豐富翔實的資料向我們介紹了中華文明和文學源頭和早期發展狀況。從大量古籍中發掘出古代文化和文學諸多珍貴寶藏,這也是本書的重要貢獻。同時,本書所描述的燦爛的古代文明也能為我們從傳統文化中吸取智慧,創建新的現代化文明提供依據和借鑒。

 

  《先秦文學 中國文學史講義》還將游先生1964年在北大的講義《左傳講錄》作為全書的附錄。這是唯一完整保存的游先生未發表過的專書講義。講義除了對以往眾說紛紜的《左傳》名稱和作者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并闡述了《左傳》的時代和文章特點之外,還有“學習《左傳》應該注意的幾件事”和最后部分專門的“《左傳》研究法”,這些都可以為研究者指點方向和途徑。《講錄》還附有游先生總結的《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各國政治變革大事年表》,幫助初學者更好地理解《左傳》的內容;另有多篇《左傳》文講析,細致地分析了文章的寫作特點和藝術之美。《講錄》對如何學習和進一步研究《左傳》提供了指導,對讀者的意義是非凡的。    
 

《先秦文學 中國文學史講義》,游國恩 著

商務印書館2015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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