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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東 “你看!他們是怎么弄學術的”

2014-06-04作者:張旭東 刊發媒體:東方早報瀏覽人數:116

《清代學術史講義》 柴德賡著 商務印書館

2013年6月第一版 361頁,48.00元

 

《清代學術概論》手稿

 

    柴德賡先生(1908-1970),字青峰,輔仁大學教授。1965年調江蘇師院,在1970年“文革”勞動中,未隨身帶速效救心丸,心臟病發去世,活了六十三歲。柴先生著述不多,一部《史籍舉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9月)因被國家教委定為高校教材而流傳較廣。這部書原是講稿,柴先生身后由江蘇師院三位學生整理并請許大齡統稿作序。但據啟功先生“爆料”,這書有“抄襲”陳垣之嫌,許大齡被夾在其中。

    再有就是一部《史學叢考》(中華書局,1988),收了二十七篇論文,是柴一生學術結晶。他從陳垣點校過五代史,又鉆研宋史,這些在《叢考》中都有體現。關于清代學術的文章在這部論文集中占了很大篇幅,可以推見柴對清代學術下了功夫。

    但是去年新出版的這部講義,柴先生必然沒準備出版,因為留下來的只是提綱,為講課而備,很多例子是隨口講的,講稿上沒有。很久以后才知道一位老學生李瑚保留了一份珍貴的聽課筆記,湊在一起形成了這部書。老師的講稿只記了很多條條框框,學生的筆記綱目未必很清,專揀有趣的例子記,最后珠聯璧合,這一點最有趣。

    這部書整理得很好,整理者有水平。但對于“這是什么時候的一部講義”這個基本問題的回答,卻出現嚴重分歧。“出版說明”說“20世紀40年代初”,李瑚“后記”說“這本書收錄了70年前……聽柴德賡先生講課時的筆記”,末署“2012年3月25日”。七十年前即1942年,正是“40年代初”。但陳祖武序卻說“20世紀40年代中,抗戰勝利,柴青峰先生德賡重返輔仁”講授清代學術史,真是莫衷一是。

    這個問題不是不能回答。《講義》講到明梅鷟時說:“若余嘉錫先生,自十九歲研究《四庫提要》,以至今年六十四歲,故能精熟。”(83頁)余季豫生于1884年,以虛歲計,六十四年后當為1947年,與陳祖武說合。陳智超《千載師生情》(商務新出《中國史學名著評論》附錄)說1946年秋柴返回輔仁,亦合。李瑚高年作跋,概以整數,說得過去。“整理說明”據之而誤。陳祖武這篇序概括各章大意,四平八穩,不見得好,但對年代敏感,史家求真,倒值得喝彩。

    考這個時間有什么用?知人論世,在下面會看到分別。

    柴德賡在梳理剃發令頒布之前的民族思想時說:“中國史上民族思想發生甚晚,南北朝時代,無所謂民族思想,北方人投南方,南方人投北方都不算一回事,都照樣做官。唐朝人亦不講民族思想,太宗時,官兒有一半是胡人,也不理會。到宋朝民族思想才激烈,宋末義士甚多,不仕異族。明末的民族思想是在剃發令下達后激起來的,之前沒有。”(31頁)其原因有三:一,明末李自成入關,官員受他壓榨很深,清兵入關官吏反覺得可以茍安,大批投降。二,明末有三餉(遼、剿、練),清兵入關后,立即取消,老百姓一身輕松。三,清朝的制度,旗人當兵是義務,漢人不強你當兵;旗人不許經商。老百姓種田、經商,少受騷擾。“不與民爭利,老百姓就不覺得有亡國之痛了。至于士大夫,不講民族思想的更多。舉子、秀才更談不到,張獻忠在四川開科取士,亦有人投考。他們可以要求李自成開科取士,也可以在清朝考舉人進士。順治三年丙戌科進士,不是取了幾百人嗎!第一名是傅以漸,聊城人,去年傅斯年先生提起傅以漸,原來是他的先世。這一科很寒磣,全是北方人,南方人來不了,還在抵抗。這樣的士大夫還有什么民族思想可談!”(同上)

    這話若說在1947年前后,那隱含的內容就出來了。我們知道,抗戰結束后,傅斯年最主張懲治漢奸及追究留下未走者,“傅斯年懲治漢奸的聲譽讓人們相信,漢奸應該押送到他那里去拘禁”(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205頁),甚至引起了抗議游行。傅斯年檔案里更保留了一位實業家聶云臺寫給傅斯年的信,揭發他服務于偽政府的一個親戚、著名歷史學家瞿宣穎(兌之)就藏在他家里(同上)。這些把我們拉回到那個歷史年代。

    沒有見到有材料反映傅斯年對陳垣有什么不滿甚至追究,但柴德賡的這段話不會空穴來風。柴自己離開北京去了四川的白沙女師,不存在這問題,他是為陳垣護。不期然地,為歷史學家傅孟真先生上了一堂歷史課。

    陳垣看不起思想史研究也是一重公案。認為“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頗空泛而弘廓,不成一專門學問”,警告蔡尚思應該“縮短戰線,專精一二類或一二朝代,方足動國際而垂久遠”,不然,“雖日書萬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飯,終成為講義的教科書的,三五年間即歸消滅,無當于名山之業也”(《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383頁)。

    至于學術史,援庵應該不會看不起,因為他也講過清代學術的課(柴著與之亦有淵源),但是很顯然,學術史的研究弄不好依然要犯同樣的毛病,所以援庵原話是“思想史、文化史等”。同時,援庵看不起“終成講義的教科書”,這也當是柴不甚重視此講義的原因。今日某巨公自言可以同時帶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經學史四個方向的博士,在援庵眼里,前兩項首先便落了空,后兩項怎樣,也難說。援庵這話不是真的反對這幾種史,是反對這種極易出現的傾向。

    柴德賡喜歡引用沈欽韓的幾句話,沈在《王荊公文注自序》里說:“夫讀一代之文章,必曉然于一代之故實,而俯仰揖讓于其間,庶幾冥契作者之心。”這話也可以這么說,“夫論一代之學術,必曉然于一代之故實。”不還原歷史背景,不能讀懂文章;不了解歷史細節,不能理解一代之學術。這是柴著第一個特點,從考史走向學術史。

    柴著注重講“現狀”,是這個特點的反映。他談到清人入關以后,“第一等讀書人決不應考,決不應徵,不考自然不做八股文,一入學即讀有用之書,為學問而學問,所以清初學者盛極一時,人人著書立說,開了許多新路子,造成新的學風”(34頁)。但不應考,不應徵,當然有風險。清人其實有不能不考的苦衷,為門戶計,有的先跪在祖宗神主前打了板子,再去應考的。也有一經考上,立即歸家,一輩子不做一天官的,因已保門戶,便不進取。明史館初開,徵聘黃梨洲,不去,沒有法子,就讓弟子萬斯同、萬言,兒子黃百家參加(47頁)。為了籠絡,康熙十八年舉行一次博學宏詞,十七年即開始保舉,地方官如有人才而不保舉,則治罪,故官員皆至遺民家叩請應試。能不參加者,生死須置之度外。顧亭林寄詩友人:“為言顧彥先,已辦刀與繩。”亭林被保在內,為其甥所撤出。黃宗羲亦被撤出,京師有學生(33頁)。剃發令頒布以后,有人剃一次頭,作祭文一篇(32頁)。環境寫出來了,才能讓人理解這環境里會產生什么,清代學術就在這氛圍里逐漸醞釀。

    黃宗羲治史,自謂其父被逮,謂之曰:“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46頁)焦竑《獻徵錄》記明代碑傳,即名人事跡。柴著第二個特點,就是講很多故事,講掌故。我們看到李瑚筆記記了很多例子。掌故是什么?掌故是學術史,誰傳誰,誰罵誰,皆是也。可以想見這課當時的效果。沉淀了故事,上升到理論的所謂學術史,擺了辨章學術的姿勢,流于姿勢而已,一打就垮,也沒勁透了,“可以噉飯,可以得名”,以虛論為入微。

    柴著很多地方注重細節,他講清代學術的形成,其中一點,萬歷年間是個轉折,清代初年的學者,生在萬歷年間的非常多,嚴衍生萬歷三年,錢謙益萬歷十年,孫奇逢萬歷十二年,朱舜水二十八年,李清三十年,傅山三十二年,黃宗羲三十八年,張爾岐四十年,顧炎武四十一年,王船山四十七年,馬骕四十八年,這些人鼎鼎大名,都生于萬歷年間,開花結果都在清初(25-27頁)。

    有些地方講得比較細,比如他講顧亭林治學一誦二聽三抄。誦就是大聲念,然后背出來,三大家里面顧最行,后面王念孫行。聽比較有意思,他找聲音洪暢者四人,設左右坐,先生居中,使一人誦而己聽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詳問而辯論之。凡讀二十紙易一人,周而復,《十三經》畢,接溫《三史》,或《南》《北》史(63頁)。抄就是抄書。柴先生不是給你總結,而是擺給你看。“你看!他們是怎么弄學術的。”

    他這樣深進去講,而不是浮在面上。把清代學術的振興真正講出來了。前面兩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任公講“思潮”,錢賓四講“思想”,都覺得有點架空,浮在面上。這倒真不是見廟拜佛,而是鮮明的感受。要究其成因,恐怕不是柴高出梁、錢一截,而是陳援庵“空泛弘廓”四個字掛在頭頂,不敢放松,一定要從故實講進去,從細節講進去。學術發展有個歷史的由頭,這才對。不講故事的學術史,是唬人的。

    第三個特點是認為目錄學是學術史,他講清代,《四庫提要》用不上,就特強調《書目答問》,劉乃和是柴的學生,回憶文章里專門提到這部書;《史學叢考》里有一篇專門的文章。目錄學是學術史,這當然也是陳垣的意思。

    這本講義不完整,只講到錢大昕,錢大昕沒有講完就結束了。三本學術史各有特點,各有側重。梁任公聰明人,善于找個角度,設個統系給你統起來,讀得并不細。錢賓四以人為綱,要細些,但思想和學術混在一起,講理學人物多。(余英時后來在《論戴震與章學誠》里干脆就叫“學術思想史”,其實很混淆,學術史就講學術史好了。)柴的這部就注重毛奇齡、汪容甫那些讀書多的人,他只講學術,不混思想,故事多,細節多,看得出,他讀得最細。但這要看人,有的人完全略過去,理學人物一個也不講,有些人讀得很細,像全祖望。乾嘉里面,可惜有些人物他沒講,是因為沒有讀,比如高郵王氏四種可斷定沒讀過,因為在《講義》里明說陳垣的《讀書雜志》被周祖謨借去,兩三年不還,他沒的讀。很遺憾,不然乾嘉這段會講得更好。我們下面著重講下章學誠。

    有一句話在講義里重復了兩遍,那就是“陳校長常云,史學不可自章學誠入手”(55、127頁)。為什么?還不是因為“空泛弘廓”那四個字,章學誠是史學中的議論派,“主義多,所作者無多”、“少實在東西”(127頁)。因為能議論,所以顯得有思想。錢大昕,讓他如何議論去?

    《文史通義》五將學者分成兩種:“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其實,這不是兩種人,是兩種狀態。只有在沉潛考索的基礎上,才有可能走向高明獨斷,誰見過沒有沉潛考索的高明獨斷?人的性分確實在兩者之間有偏優,但學術之路都得這么走,就是從考索走向獨斷,兩種狀態交叉出現,螺旋上升。不走就跑要不得。

    章學誠推崇鄭樵《通志》,認為“卓識名理,獨見別裁”,“足以明獨斷之學”。看不起馬端臨《文獻通考》,“分析次比,實為類書之學”。章氏恨類纂,認為編纂材料無獨到見解。很多時候獨到見解就是善于找到一個角度,并非真理在握。柴德賡認為《文獻通考》之類,實則可以保存材料,亦甚可貴。可見兩派意見實在不合。十年前(即1937年),錢穆《近三百年》謂“東原、實齋乃乾嘉最高兩大師”,可謂拔高。上世紀七十年代余英時作《論戴震與章學誠》,正要坐實師說。他說:“為什么王陽明為了和朱熹爭論‘格物’‘致知’的問題,最后必須訴諸《大學古本》,踏進了文本考訂的領域?”認為明代理學走到清代考證學有“儒學傳統”內的“內在理路”(三聯版《論戴震與章學誠》總序)。原來清代考證學的形成竟然有這樣的內在理路!我們講“實事求是”,從來不講“實邏輯求是”,內在的理路只是邏輯,不是“實事”,要得到“實事”就得考史。柴的這部殘缺的講義倒是立得住。

    看書這件事,有時候視野窄又盯著看,容易“一星如月看多時”,小星看成大星,大星看成月亮。余先生是月亮還是太陽,我不敢說,但無論如何都是大星;柴先生著作少,只好是小星。但一篇十二頁的文章《章學誠與汪容甫》及半部《清代學術史講義》已使大星相形見絀。當然這是我一人的看法,難免是“抱著小星當太陽”。

    關于柴德賡的人品略說幾句。《啟功口述歷史》里面說:“當時陳校長有意安排我到校長室做秘書,便讓柴德賡先生來征求我的意見。我當然想去,以便有更多的機會接觸陳校長,但我的處事態度有點守舊,先要照例客氣一番:‘我沒做過這樣的工作,我怕能力不夠,難以勝任啊!’柴德賡回去向陳校長匯報時卻說,啟功鄭重其事地說他不愿來,這真叫我有口難言。于是他把一個和自己非常熟悉的學生安排了進去,也許我那番‘謙遜’的話正中柴德賡先生的下懷,他很想借這個機會安排一個人,以便更多地了解、接觸陳校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88、89頁)考其時間在1934年,啟功二十三歲。柴較啟大四歲,當時二十七歲。劉乃和說柴1929年考入北平師范大學歷史系,1933年畢業,1936年受聘于輔仁大學歷史系(《史學叢考序》)。中間三年,據陳智超的說法“1933年大學畢業后,他一度回到南方。1936年又調回輔仁大學歷史系”(《殊途同歸》,110頁),但據何榮昌、張承宗《柴德賡先生傳略》,中間三年執教于輔仁附中(《青峰學記》,第2頁)。那么這個“學生”則是附中學生。劉乃和到1939年才入輔仁作柴的學生,此人決不是劉,但劉后來的經歷與此如出一轍,知其事當有。

    啟功又說:“柴德賡為人很乖巧……很能博得陳校長的喜歡。陳校長這個人有這樣一個特點,特別是到晚年,誰能討他喜歡,他就喜歡誰,認準誰,也就重用誰,即使這個人工于心計(原注:這里的這個詞不帶任何貶義),或別人再說什么,他也很難聽進去了。……歷史系主任一直由張星烺擔任,后因身體不好而辭職,陳校長便讓柴德賡接任。后來據歷史系的人講,有些人發起會議,當面指責他,把他說的一無是處,氣得他面紅耳赤,最后還是斗不過那些人,被排擠出輔仁,到吳江大學(后改為蘇州師范學院)去任歷史系主任。”(《啟功口述歷史》,114、115頁)

    寫事易,寫人難。刻畫全面更難。還是啟先生又寫出柴的另一面,他說:“柴先生朋友特別多,幾乎當時學術界、教育界不認識他的人很少,有人說他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他有一種魅力,和他認識的人自自然然沒有隔閡。”(《尊師重友 真誠待人》,《青峰學記》,23頁) 但這個“工于心計”、“乖巧”又“自自然然與人無隔閡”的柴德賡后來到了蘇州江蘇師院“連遭誣陷,屢受迫害”,最后“含冤而死”(劉乃和《史學叢考·序》,第2頁),這又是為什么呢,沒人能回答這問題。柴、啟二人都少年失怙,視陳垣為父,有競爭關系。二人去世,陳智超所寫紀念文章都用同題(《千古師生情》),以示不偏。

    紙上識人,至難決斷;但文字上的事,卻八九不離十。柴的文章,屈隱伸張,文字厲害。《史學叢考》里的前三篇都可置于援庵集中毫無愧色,《謝三賓考》更精彩絕倫。朱建春的紀念文章說,錢仲聯據新見《陸氏族譜》謂陸秀夫為放翁曾孫,文章發表六天,柴就寫出《陸秀夫是否放翁曾孫》,可見積累(《青峰學記》,164頁)。啟功記陳垣的“一指禪”,學生說錯了,用右手食指沖你一指,難過得不得了,回去拼命看書。學生被稱為“四翰林”的余遜、柴德賡、啟功、周祖謨,在精博二字上都初具規模。但陳要求嚴,不讓多寫,柴又下筆矜慎,使得著作不多。啟功回憶說:“陳老校長對學生的作品,不管是小論文、一首詩、一篇長論文,他是一個字一個字地看,從題目到末尾寫上年月日,一字不落地死摳。我們最怕拿一篇稿子給陳老師看,老師高興那真是比自己寫一篇還高興。第二步不好過,一個個字摳。問:為什么寫這個字?答:我不知道。問:你知道應怎么改?一直問到底,最后老師才指出應用那個字。”(《青峰學記》,21頁)劉乃和《史學叢考序》和陳智超《千古師生情》都提到“師生之間討論學問,有時到深夜。一個問題,雙方有不同意見時,經常爭得面紅耳赤,最后只好以書為證。于是兩人提著馬燈拿起小凳,到書庫去查書討論。問題解決,樂在其中”。陳智超《殊途同歸:勵耘三代學譜》中說:“祖父經常說,文章寫好后不要急于發表,一定要請人家批評。有三種人,一種是自己的長輩,一種是自己的平輩,一種是自己的學生輩。”(54頁)同輩中主要是三個人:陳寅恪、胡適、倫明。學生輩則是柴德賡,這從抗戰時期的家信中看得出來,他讓兒子把文章轉給柴,一則說“青峰走后,余竟無人商榷也”,一則說“《出處篇》亦油印一份,已寄青峰,他能知我心事”(《中國史學名著評論》附錄,165頁)。

    讀了柴先生的以及關于柴先生的幾本書,生出很多感慨。他是陳援庵的學術繼承人,他是緊跟派,不是緊跟領袖,而是緊跟陳垣。我前面說援庵不輕視學術史,但也沒說重視,他對思想史文化史“空泛弘廓”的觀念影響了柴,從《史學叢考》二十七篇文章來看,能清楚地感受到柴的敏感神經指向學術史研究。最遺憾的就是他自己沒有及早地意識到這一點,集中精力做一部東西出來。在《章實齋與汪容甫》中他考出王念孫、孫星衍、洪亮吉、汪中、章學誠曾先后在朱筠幕,如果能繼續考他們幾位的相互影響,將是非常有趣的一部書。我一方面同意援庵的意見,一方面又為柴沒有全力研究學術史而遺憾,這個矛盾也很有趣。最后說一下目前學術史研究的現狀,援庵說的不能“垂久遠”,我覺得一點不錯;但他說的不能“動國際”,卻完全錯了,動國際的正是這一套,不很有趣嗎?《講義》開篇就說后世了解前人,時空隔斷,只能憑著作,當時再有名再厲害,沒著作白瞎。竟一語成讖,惜哉!

    最后讀了陳垣柴德賡通信,1958年10月28日,陳垣寫給柴說:“你十一月中旬到京開會,當可暢談,藉申積愫,可惜一元諸舊,均與我等分途,會晤時,未必能如前此歡暢耳。”(《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595頁)頗有孤立感。前邊說陳門四翰林,并非陳門弟子就這四個,也并不是這四個最厲害,而是“九一八”以后星散,只留這四個經常去,其他如儲皖峰、牟潤孫、臺靜農都是親近的弟子。我問過牟潤孫的一位很親近的老學生,問牟先生對柴有評論嗎,答說:“竟然沒提過,可能不以劉乃和為然。”這回答很妙,不提柴因了劉。柴、劉都左傾,陳垣晚年為人所議,身邊的人有無責任,有多大責任?啟功看似說小孩兒話,保不準話里有話;看似該說不該說的都說了,恐怕還是沒說盡。當然這些是猜測,這種事沒有記載,如果猜錯,只好自己認。我雖然極愛柴的考證文字,但也不能為他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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